首页 搜索 论坛 公会 业界 世界史 中国史 学术 文献 文化 考古 教学 休闲
投稿

TOP

分享: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引论》
2012-03-09 10:31:38 来源: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 】 浏览:4921次 评论:0
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引论》1940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病,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谬。”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环境”“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多。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迁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

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十四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注:引论很长,为方便阅读,将一些句子加粗。

126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
Tags:钱穆 国史大纲 前言 引论 开篇 责任编辑:thexrock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 
上一篇分享:钱穆《国史大纲——前言、.. 下一篇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地位

相关栏目

内容页面右侧列表广告位二

最新文章

图片主题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相关文章

广告位

【重要声明】

  [溯古追风世界历史网]旨在提供一个网络互动平台。站内所有文章均由原创作者提供或来自互联网,所表达内容与本站立场无关。请大家在阅读文章时,进行分析性阅读,不要盲从文章内容。如转载本站请注明原创作者及本站出处: [溯古追风世界历史网] 字样,并指向链接地址: http://www.xhistor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