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搜索 论坛 公会 业界 世界史 中国史 学术 文献 文化 考古 教学 休闲
投稿

TOP

开拓创新 严谨求实——记史学名家龚书铎教授
2011-11-30 17:02:22 来源: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张昭军 【 】 浏览:4793次 评论:0

222.jpg

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专家。 1929 年生,福建省泉州市人。 195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并留校执教, 历任历史学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史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职。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开拓创新 严谨求实——记史学名家龚书铎教授

木铎声声,昭示着中国文教事业的蒸蒸向上。刚刚度过百年华诞的北京师范大学,值得自豪的不仅在于她拥有辉煌的百年历史,更在于拥有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学术名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龚书铎教授就是著名史学名家之一。

龚书铎教授 1929 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 1947 年 9 月考入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史地系, 1950 年 2 月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952 年 7 月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史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作为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开拓性或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几十年来,龚书铎先生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者。 早在 20世纪60年代,30岁刚刚出头的龚书铎先生就参加了由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郑天挺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编选工作,担负《近代部分》(上、下册)主编的重任,从资料方面为近代史学科建设作努力,该书是当时高校历史系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参考资料。“文革”还未结束,他与李侃、李时岳等著名近代史专家即开始组织编写一部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这部教材适应新时期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推动了学科建设。截止目前,这部教材先后已出四版,公开发行超过120万册,不仅荣获教育部高等教材一等奖等众多荣誉,而且被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深受高校历史学专业广大师生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 龚书铎教授又提出:历史研究必须加大文化史研究的力度。他身体力行,首先组织专家学者就近代文化史开展研究。在龚书铎等教授的倡导和组织下,不仅多次召开全国规模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化史研究丛书,而且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文化史研究室,并创办了第一个以近代文化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点,文化史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史学领域主要学术增长点之一。

龚书铎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等著作,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议论纵横,可谓是这一领域的有自己见解的作品。

前者以“探索”命名,体现的是一代史家学术研究的创新精神,体现的是龚书铎教授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整体构想和开创性贡献,书中既有对近代文化史学科体系的宏观建构,又有对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精微论述。已故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白寿彝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说: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大不易,《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对于中国近化文化史的研究,将起到推动、开拓的作用。

后者则是龚书铎教授学术思想进一步深化。该书以宏阔的气魄,把近代文化置于古今中西文化相交的弘大坐标上,就近化文化作了立体的透视。书中对于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对于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关系的论述,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近代文化思潮的分析,等等,论从史出,鞭辟入里,高论迭出,表现出史家融贯古今中西的良好修养。该书出版后,博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自然已在情理之中。

龚书铎教授主持的科研课题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对近代文化史及其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精辟概括和论述,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研究生教材。由他主持并担任主编的北京市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多卷本著作,现已陆续排印。

22.jpg

今天,无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还是文化史学科,都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抚今追昔,其中不知凝聚着龚书铎教授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多少汗水!而年过七旬的龚书铎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奋斗着。

与学术研究相比, 龚书铎教授在 教书育人方面则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付出了更多的汗水。

50年来,龚书铎教授始终把培养人材和教育人材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他先后为本科生主讲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晚清政治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课程,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历史教育和研究人才。他指导、培养出来的数十名博士、硕士,有的已成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骨干,有的已经做了多年的博士生导师,有的还担任了校、系或研究机构的领导工作。如今,73岁的龚书铎教授依然担负着7名博士生的指导工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生事业上的成功与老师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以博士生培养为例。龚书铎教授不仅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严于律己,认真负责。每年新生入学后,他所讲的第一课,是要求学生要做好学问先学做人,清单自己的思想品德修养,要形成严谨的学风、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龚书铎教授对博士生培养有缜密可行的计划,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方案。他始终强调:研究文化史既要胸有全局,也需林中见木,只有把综合的、宏观的论述与具体领域的、分门别类的探究相结合,才能扎扎实实地把研究推向前进。他的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自身的研究活动中,而且反映在对博士生的指导上。每一位师从龚书铎教授的博士生在入学之初都会被告知:不要满足于选一个易做的题目、得一个学位,而应该下点苦功夫,为学术发展尽一分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结构的设计,都是与龚书铎教授反复切磋反复商讨才定下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面贯穿着他对近代文化史整体而深入的思考。晚清以来的理学、心学、诸子学、地理学、中西文化观、科学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社会风尚等等,从这些年他的学生们所完成并正在陆续出版的博士论文也可以看出,龚书铎教授对于学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有着一个长远的、宏观的设想。

龚书铎教授的工作很忙,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而且有庞杂的行政工作。即便如此,他仍然加班加点,挤出时间,认真批改学生的论文。每一位博士生长达几十万字的论文至少要看两遍,从标点符号、遣词造句,到材料取舍、选题立论,他都一一加以指出,严肃认真的程度决不亚于他自己在写作。他出差时在火车上、飞机上批改学生的论文乃是常事。在学生身上如此花费心血的博士生导师,获得桃李满园的大丰收,这是不必待言的。

对于史学人材的培养,龚书铎教授的贡献并不限于讲堂之上的口传心授,这里,还应提出的是他在课程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从 50年代起,我国师范院校的历史教学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提出大大压缩通史课、增开选修课的改革思路。龚书铎教授在1984-1992年担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期间,继续推动了白先生倡导的这项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并将其引向深入。由白先生倡导、龚书铎教授继续推动的具有开创性的改革,受到国家教委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于1989年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同年,龚书铎教授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次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五一劳动奖章”。

对于史学人材的培养,龚书铎教授的贡献也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二十年来,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单位近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或委员的职务。近些年来,他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还兼任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的教授。

对于人材的培养,龚书铎教授并不局限于高等院校,不局限于大学的讲堂,还有一个更大的课堂。龚书铎教授一向强调史学“资治育人”的功能,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主持编写一些青少年乐于接受的通俗读物。如,主编《中国通史》(少儿版)、《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革命道德·名言卷》、《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等。也正因为有了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当国内出现胡乱“戏说”历史、海外“台独”势力肆意歪曲历史时,龚书铎教授都要执笔为文加以批评。在一些研讨会上和发表的文章里,他都曾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要注意识别某些历史话语中所包含的真正的现实的含义。他指出:当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台湾禁止中国人学习中国历史、推行所谓“皇民化”,是为了确立它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今天,台湾当局推出《认识台湾》一类歪曲历史的教材,是为了宣扬分裂祖国的思想,为“台独”活动张目;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进行的肆意否定,也曾在前苏联解体、变色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龚书铎教授并且不止一次地引用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名言,以此提醒人们,随意颠覆、否定历史,是非常危险的。

历史学家所面对的不是他所研究的专业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他所肩负的是民族的使命与责任。从龚书铎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学家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龚书铎教授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与他的政治信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不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

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龚书铎教授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抱着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向认为:历史同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学工作者就应该把所学服务于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份责任,所以当思想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倾向时,龚书铎教授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公开同对方展开论战。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1996年8月27日)、《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1999年5月6日)等多篇长文,及时、深入、准确地批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言论,并且与沙健孙教授共同主编了《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对于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应。这些论著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对于澄清少数人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为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在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上非常重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把唯物史观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说到史学研究,势必要涉及到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论问题。龚书铎教授始终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他认为: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其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他反复强调这一点,并非无的放矢。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不同时期的各种史学理论、研究方法被不断地介绍到国内,这对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在这种“方法论热”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却遭到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有的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可笑的”;有的则以“价值中立”、“纯客观立场”来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一些人那里,批评、指摘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尚,似乎象征着思想的解放;相反,坚持马克思主义则会面临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往往被明里暗里地冠以“左倾”、“僵化”的恶谥。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益发凸现出龚书铎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一是旗帜鲜明。无论是在研讨会上还是在文章中,凡涉及这一问题,他总是态度明确、不畏流言。二是有的放矢。龚书铎教授认为:之所以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冷遇或排斥,原因不止一端,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是,这种倾向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就是说,原因可进一步分析,是非则必须澄清。所以,龚书铎教授不是抽象地、自说自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它的观点、方法对史学研究中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至于是否会因此被人扣上什么“帽子”,他并不作过多地考虑,毕竟坚持科学方法是“求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这里,被放在首位的依然是对学术本身的尊重。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益发凸现出龚书铎教授作为史学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为了澄清事实,辨清方向,说明道理,很多问题需要从历史根源上解释清楚。他不仅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委托课题“对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错误思潮的评析”等多项相关课题,出版了《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合作主编了《五四运动与 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等论著,而且先后与同仁组织、发起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等学术讨论会。这些对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纠正偏差、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前进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龚书铎教授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 肯定。 1999年,《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夏,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的国防科技专家和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代表北戴河休假活动,并受到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而龚书铎教授却不止一次地声称,上述见解并非独创,因为早有史家、特别是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对此多有论述。面对成绩和荣誉,龚书铎教授又是如此谦虚。

说到 龚书铎教授的优秀品格,人们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为用这八个字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这里,笔者不可能面面展开,只简单说一下龚书铎教授 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格。在学术风气略嫌浮躁的今天, 龚书铎教授 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格是那样醒目而又富有教益。

《求是室漫笔》是 龚书铎教授近年出版的一本随笔、札记集,在该 书的前言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些时候,一家出版社编的一本书中收了我的一篇文章,要求附上一句自己治学的箴言,于是写了‘学术研究当求是而戒趋时'。这算不上是箴言,却是我治学所遵循的。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可能发生变化,今是而昨非,也是正常。但切忌跟风,赶时髦,东风刮来了跟着东风跑,西风劲吹时便转向西行。”这段朴实平常的文字非常真切地点明了龚书铎教授的学术风格。

严谨求实、实事求是,在龚书铎教授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一学术风格都有强烈的感受。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一书,篇幅并不大,不过 25万字而已,然而,为了反复修改、打磨此书,精益求精,作者们前后竟然花去了10多年的时间。

这种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还可以见诸具体的学术观点中。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龚书铎教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中,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情绪主义”的产物,不是倡导者观念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有一些过激的言论,但这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人的某些言论来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断言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研究者对自己的专业由偏好发展到无限制地拔高,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常见的现象。 龚书铎教授虽钟爱他的文化史研究事业,但却不拔高,不走偏,始终做到实事求是、言出有征,表现出科学的精神。在《我的史学观》一书中,龚书铎教授这样写道:“几年来,陆续招收了一些以中国近代文化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在教学中发现有的学生就文化谈文化,就事论事,将文化同社会分离开来,跟政治、经济割裂开来,思路上有偏颇。这样来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仅不可能弄清楚中国近代的文化问题,还有可能出偏差。要学好中国近代文化史,就必须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把近代中国文化放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来研究。”他多次撰文指出, 政治是历史的脊梁,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他坚持在把握近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来研究文化,将文化史的研究同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陷入文化史观、文化决定论的偏颇。作为一个在文化史领域多有建树的学者,却始终能保持这份自觉,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是以“求是而戒趋时”为宗旨,所以,长期以来,龚书铎教授能够不为潮流所动,进行独立的、冷静的思考。在对传统文化一片声讨的 80年代,他撰写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考察》,对民族虚无主义提出了批评;针对90年代“复兴儒学”的主张,他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关于什么是近代文化、乃至当代文化建设的“源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源泉”,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口号,鼓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立,或取而代之。龚书铎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并撰文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近代文化抉择的出发点。文化和社会现实分不开,它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建构什么样的文化,是由社会现实来抉择的,而文化也必须关心社会现实,发挥它的功能。如果文化疏离了社会现实,或者阻碍社会现实的发展,就会被社会现实所冷淡或抛弃。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是独立、民主、富强,相应地近代文化也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建构的。同理,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出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源”,而继承、吸收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则都只能是文化的“流”。龚书铎教授自80年代陆续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看似寻常、从无惊人之语,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它们不仅大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且对现实也往往依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撰稿人 张昭军
173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
Tags:史学 责任编辑:thexrock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 
上一篇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 下一篇史学家龚书铎先生近日盍然长逝

相关栏目

内容页面右侧列表广告位二

最新文章

图片主题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相关文章

广告位

【重要声明】

  [溯古追风世界历史网]旨在提供一个网络互动平台。站内所有文章均由原创作者提供或来自互联网,所表达内容与本站立场无关。请大家在阅读文章时,进行分析性阅读,不要盲从文章内容。如转载本站请注明原创作者及本站出处: [溯古追风世界历史网] 字样,并指向链接地址: http://www.xhistory.net